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1949年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杜夫人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国民党最后一架离沪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无着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子女的将来，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是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无结果。
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十分艰难。曹秀清斗胆呈书蒋介石，申请给以生活上的补助。蒋介石只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且还要分两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这段时间里，在祖国大陆上的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杜聿明已在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担任了缝纫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了乐趣。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
1957年某日，曹秀清突然接到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博士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
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曹秀清马上给女儿复信：“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
曹秀清很清楚，按照当时两岸的现状，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去会见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不久，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沾了女婿的光，曹女士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为防不测，台湾当局不仅不允许她带任何子女，还特意为她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初，曹秀清来到美国的普林斯顿。
1961年3月1日，根据周总理的提议，杜聿明等7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其次是组稿、审稿及整理编纂文史资料。这不仅使杜聿明等人能够把自己的丰富阅历记录下来，成为传之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当曹秀清终于明白了丈夫铁心扎根祖国大陆并非权宜之计时，1963年10月，曹秀清动身从美国回到北京，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身旁。
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周总理对杜聿明等文史专员采取了保护措施。1978年，杜聿明当选为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常委。他广泛联络海内外的故旧亲朋，为争取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1年5月，杜聿明因肾衰竭等宿疾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人物》2001年第3期苗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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